四年起填的表中只有如实填写：大哥于解放前去台湾，下落不明。虽然自已不愿意由此背上包袱，然而每次运动没完没了的“审查”的确给人带来精神上的不安。尤其“审干办”定要追究大哥个水落石出，到处内查外调，只可惜这些人无法去台湾周游。更有甚者竟去信二哥学院的党委，调查老弟的材料。信被那个单位退回后，这些人倒过来质问我那个单位为什么退信，这真是天下奇闻。区区一个小小的职员，得到他们如此的重视和关怀，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家庭成分当然也是调查的内容，告诉他们泰州未划分什么成分，他们直摇头，要求看户口本，只好去信请父亲把家中的户口本寄来，一看户口本上没有成分，方才了结“成分”一说。至于谈到爱人老家桂林方面的亲戚，多亏他们帮我找到什么曾任国民党团长的那一门远房的亲戚，也不知道他们是查到那一代去了，只好告诉他们：“我的亲戚中有当共产党的官，也有做过国民党的官，我都统统未填，因为不知道要填到那一代，故只填了祖父母、叔叔辈、兄弟姐妹、爱人和孩子。”这样回答才了结这庄填表内容之公案。也难怪，工厂有这样一个机构，又配备了许多人干这种事，不搞点名堂出来，似乎也交不了差，大概这也是配合阶级斗争的需要吧。多亏小平先生上台，不再有整人的运动，束搏人们的精神枷锁终于打开了，人们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事业。从此我在工作上才得以大展宏图、蒸蒸日上、成果累累。到了八十年代，台湾方面来信也不用通过友人从香港转来，信件相互往来正常，海峡两岸终于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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