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崛起的新贵无疑是刘湘，他所处的东川道乃是西南向东的门户，重庆是西南最大的商埠，当然税收也是最丰富的了，因此刘湘是西南资金来源最丰富的两个人之一，这两个人就是刘湘和刘存厚。刘湘由于地处富地，因而他改革的就不太强烈，但是，为了站稳脚跟，他对军事工业还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西南唯一的兵工厂——四川兵工厂在成都。在1921年，经过紧张的筹备，在东北的帮助下，一个小型的弹药工厂在重庆成立。当然，谁都知道，要建立强大的军工体系就必须要有钢铁，但是自从1920年北京战争以来，由于没有了强有力的中央约束后，各地厘金率开始毫无节制的增长起来，因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总不会缺，但是总有军阀的胃口是填不满的，一旦有人开头，如果别人不跟进，或者不应对的话，那么只有自己倒霉。随着厘金率的增加，进口钢铁的价格急剧的上涨起来，已经比一年前上涨了一倍以上。虽然外国列强对此强烈不满，但是，作为全国各地的普遍行为，抗议是可以的，但是抗议却不可能对任何一个一个当权者产生世纪的作用。尽管厘金的上涨对全国范围的商品流通产生了大的影响，但是由于进口商品也必须缴纳厘金，因此，离海岸线越远，往往受到的实际关税保护就越大，比如在四川，进口商品量已经大大的减少了，这在西部省份当中是普遍的现象。这种对外国商品征厘的现象出现于同盟，发展于湖南，到1922年初已经席卷全国了。同盟征厘起于同盟与关内各省的边境，是防止同盟进口的低关税商品流入关内，而湖南则完全表示了革命的激进主义，湖南工商业不发达，因此财政比较紧张，但是关税在国境征收，湖南根本没有可能得到。这样，湖南不可能从进口商品中获得什么收益，相反的，进口商品却冲击着湖南的本省工商业，进而对湖南财政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1920年底的，湖南议会通过法案，向一切进入湖南的商品征厘，湖南工商界顿时弹冠相庆，21年的湖南财政迅速好转，最终，在湖南宪法中这种原则得到了确立。为了降低成本，章鸿昭的地质所的地质人员在刘湘的要求下在东川进行了普遍的探矿行动，在重庆附近发现了煤矿和铁矿，这种搭配在西南非常罕见，另一支探矿人员在康东南发现的渡口铁矿虽然要巨大的多，但是最近的煤矿却在云南昭通和贵州水城。因此，倘若要开发渡口的铁矿，就必须建设铁路将铁矿和煤田连接起来，而这将需要巨大的投资以及时间。当然，即使建成了，工厂也不在刘湘的控制之中，显然自己建厂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因此在年底的了矿产报告后，刘湘就筹划着如何建厂，当然东北的榜样和张澜的压力不能不对他产生影响。因此，刘湘一方面在政治上进行了开明的改革，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他也不得不讨好东川工商业界，与张澜就四川铁路问题进行谈判，另一方面他也表示将会把钢铁厂交由商办，毕竟连十几万吨产量的钢铁厂都可以私营，那么这个新的计划中的不大的钢铁企业为什么不能由商办呢？刘湘倾向进步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张澜是他的老师，这可不简单阿。军阀往往都靠同乡、朋友特别是师生、同学关系笼络人心，因此他自己若不尊师重道，那么就难以做人了。除了西南，关内的其他的地方虽然政治变化不明显，但是经济上的变化就十分明显了。在安徽，倪嗣冲在段祺瑞的支持下以军事战备为要旨，一方面在日本的支持下整顿军备，整编安武军，将五路改为五师编制，加强军队的训练和战备，另一方面为了调动军队，联系皖系的南北两集团，安徽在日本的贷款下开始实行铁路计划，计划中的铁路从津浦路蚌埠开始向南经合肥到达安徽首府安庆，同时在合肥开始引向东南，走巢湖边上到达裕溪口，通过渡轮过长江后到达芜湖，沿着青江流域向上到达宁国接着越过天目山走安吉南到达杭州，最后通过沪杭铁路到达上海，这样通过津浦路和新的铁路线，皖系的军队就避开了沪宁线而通过自己控制的铁路线连为一体，从而使自己在军事上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安徽的整个施政方针都是围绕军事备战的，因为安徽东西南北四面为直系所包围，它基本割裂了直系东西两系之间的联系，因此是直系急于除之而后快的。安徽是农业大省，粮食产量自给有余，蚕丝和棉花是大宗的商品，皖南是中国主要的茶产地之一，皖系为了获得整军备战的军费明显的倾向于支持农产品的生产。工业上也是如此，安徽十分重视钢铁的生产，利用马鞍山的铁矿以及寿县的煤矿，一个小型的钢铁厂1921年底已经在芜湖投产，兵工厂也在合肥创建。随着铁路计划地完成，寿县到芜湖的煤炭运输将会十分便捷，铁路也会为芜湖钢厂和安徽军事工业的发展扫平道路。
皖系的计划明显的对直系不利，直系东西两系为安徽所分割，只有通过苏北的徐州这个狭窄的通道进行联系，一旦完成战备，那么处于皖系三面包围之中的江苏李纯无疑十分危险。作为应对措施，李纯通过英美的支持动员江苏产业界开始集股修建从镇江度过长江经扬州沿运河到达淮阴，然后走沭阳到达陇海线上的新沂，通过该铁路，苏南苏北就可以有效的联系起来，一旦战起，苏军主力北上会合河南的直系军队就可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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