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王占元是无可救药的，他在湖北占地为王，几乎每天都想想着怎么向各界勒索，整个湖北军界在他的影响和默许下敛财成风，也正因为这样，军队的军饷克扣严重，自1921年发生由于克扣军饷而导致的军队叛变以来，由下层军官领导的哗变事件两年来屡见不鲜，军队下层怨声载道。王占元的敛财行动也使得长江流域的东西交通大受影响，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此严重不满。对于省议会，王占元一方面要利用她来粉饰民主，另一方面又严格限制议会和议员的政治行动，因此王占元不喜欢激进的政治势力是显而易见的，暂时隐藏了真实意图的湖北民国党正是利用这个机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汤化龙虽然在1918年去世了，但是它的左膀右臂还在，这些人就是夏寿康和张国淦。虽然进步党的大老黎元洪还活着，但是很显然有他出面是十分不合适的。熊希龄本人就是湖南人，自古湖南湖北就异常亲近，何况熊希龄与这两人本就是多年的好友。在我的授意下，几番书信往来，这两人就于1920年5月同意加入民国党并出面组织湖北民国党部。我想在这一过程中，我在北京战争过程中的所作所为的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获得了难以估价得好名声，这也为民国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象湖北、四川这样的重要省份改良派都是在观望一年多后，由于北京战争的巨大影响而加入民国党组织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以夏寿康为首的民国党组织都十分的收敛，虽然湖北各界强烈的反对王占元，民国党也对王占元进行了批评，但是这种痒痒的动作在湖北各界激烈的言词中就像的温和多了，因此王占元一时对民国党似乎十分的满意。经过一年多的经营，民国党终于在21年底成为了湖北议会中最大的党派，在这个时候，王占元已经成为湖北各界的“公敌”了，连英国人也对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我的同意后，羽翼渐丰的民国当终于露出了他的狰狞的面目，当然这些说起来都是那么的冠冕堂皇，是为了争“天赋人权”民国党先是在议会中突然加大了对王占元的说三道四的力度，在获得了一些影响后，联合议会中的其他派别针对王占元的横征暴敛通过了要求湖北政府改革税制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不但要求明确税制，而且规定要求政府的征税案必须要获得省议会的通过。王占元在获悉后，气了个半死。当然，他是绝对不可能执行这个议案的，但是民国党打到了他的目的，虽然有点晚，但是她毕竟“深孚众望”此后，民国党迅速的控制了湖北议会60的席位，成为湖北不可动摇的第一大党。湖北纷纷嚷嚷，各方吵得无非就是一个例子，而税案就成为焦点。王占元虽然不执行税案，但是民国党并不主张这样放过他。议会一方面对王占元不断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业继续联络社会各界，进一步动员社会并商讨进一步得行动年下半年开始首先在湖北农村出现了大规模的抗捐抗税运动，和以往的事件不一样，在民国党的运作下，很多地方的地方绅士也加入了此次运动之中，这也是王占元不感采取的全面的镇压行动，而只能有选择的采取行动，即便如此，还是发生了很多地方的士兵拒绝向群众执行军事行动的命令，可以说不断发生的军队哗变行动显然已经影响了王占元对军队的控制，特别是下层军官对他的不满十分明显，因此实际指挥的他们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也导致了抗税行动越闹越大。月11日，辛亥革命日，已经被王占元逼得快要破产的湖北工商业界参加了由激进的青年学生发起了公开的要求王占元下台、制定宪法、废督裁军在武昌总督府前游行活动，这下子王占元火了，他命令他的卫队开枪。可是，王占元火了，已经快要破产的湖北各界也火了。此后，青年学生的街头演讲由于大受市民欢迎而屡禁不止。针对日益严重的形势，湖北党部做出了驱王决定，并且上报中央。我在给湖北的回电中，同意了他们的驱王决定，但是也要他们认真考虑驱王的方式，毕竟王占元掌握着武装到牙齿万军队，我想他们指出，如果处理不当，将会爆发湖北内战，必将血流成河。然而，我也知道，只有人等形势，没有形势等人的。由于国民党和劳动党激进势力的运作，饱受了王占元残酷统治的湖北各界已经到了快要揭竿而起的地步。同时，由于湖北迁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地位，周边诸强已经蠢蠢欲动。李纯担心王占元倒台会使直系西方势力大为削弱，从而加大他在东线本已十分严重的军事压力月15日，李纯和吴佩孚发表联合通电，要求王占元“顺应民意”而皖系则态度十分的暧昧。湖北民国党紧急策划说服主动下台的方案，但是一个星期的经济磋商，毫无结果，王占元反而向武汉三镇集结了1个师2个旅的部队，大有血洗武汉之意。这个方案从主观上来说可谓十分的好的，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开明的，王占元正好就是个死头脑。夹在群众和王占元中间的民国党此时必须做出决择，民国党最后选择了一条凶险但却唯一的道路，那就是同王占元决裂。月21日，湖北议会当天匆匆的通过湖北宪法，宣布废督，但没有裁军，本来这些家伙想裁的，但是被我电令制止，这个时候树立更多的敌人显然不智。这个宪法实际上也就是宣布了王占元的督军地位已为非法，那么湖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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